从湖南大学定名到现在80年间，有三个人担任校长的时间最长，都超过了10年，加起来的时间占了湖南大学定名史上的3/8强，其中张健校长和朱凡校长接近11年，胡庶华校长接近12年。
有意思的是，胡庶华和朱凡都是三任湖南大学校长，任期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个人，三次担任同一所名牌高校的校长，且总任期差不多，在全国高校恐怕独此一家。
胡庶华先生是中国教育家中的名流，曾经七任大学校长，且分别于1932年、1940年和1945年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对湖南大学的感情尤为深厚。1961年，他在北京曾经赋诗云：“爱晚亭前十二年，惯看红叶染霜天。香山秋色虽然好，怕引乡思不敢前。”可见他对岳麓山和湖南大学的依恋之情。
胡庶华先生的下巴上有一把蓄了40年的美须。在湖南大学担任校长时，学生们都亲昵地称呼他为“胡子”或“胡子校长”。可惜的是，他的这把美须没有能够一直留下去，在“”开始后不久就剃掉了，不知他是对“文革”的愤怒，还是想要表达别的什么，不得而知。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胡庶华先生对湖南大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亲手制定了湖南大学校训、校歌和校徽，虽然校训的精神还在沿用，磅礴的校歌仍在传唱。胡庶华先生为湖南大学发展建设所作出的更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系列办学主张。一任校长时，他提出“不求量的发展，但求质的提高”；二任校长时，他提出“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团结”；三任校长时，他强调爱国、民主和自由。特别是在三任校长时，日本刚投降后不久，湖南大学从湘西辰溪回迁长沙，当时湖南大学校园被日军已经轰炸得七零八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新建湖南大学。然而，在他的带领下，短短3年之后即1948年，湖南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商5个学院，20个系，1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有正副教授200多人，学生2000多人，为湖南大学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坚实基础。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像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往上钻。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这是近代我国中学课本里的课文《一面》中的精彩片段。《一面》的作者就是曾经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达11年时间的朱凡先生，阿累是他的笔名。1932年秋的一天，朱凡在上海逛内山书店时，有幸与鲁迅先生相遇，鲁迅先生把《毁灭》和《铁流》两本书馈赠给他。从此，按照鲁迅先生的指引和期望，他从上海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朱凡在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之前，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做过地下工作，并在新四军担任过要职。1953年3月，原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离任后，经高教部批准，由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的朱凡先生兼任湖南大学校长。由于面临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担任了6个月的校长之后他便卸任。此后，湖南大学从一个完整的综合性大学被“肢解”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
1958年5月，朱凡又受命恢复湖南大学。面对被“肢解”得体无完肤的湖南大学，根据几十年教育实践经验，朱凡克服了重重困难，到1959年8月他第二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时，湖南大学已经有了12个系21个专业，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迈进了一大步。
1981年3月，朱凡第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虽然历经“文革”迫害，且年过古稀，但是他仍然精神焕发，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在不断开设经济管理、工业造型等新专业的同时，他把目光落在了收回岳麓书院管理权的工作上。围绕岳麓书院的归属问题，几个单位争执不休。朱凡校长以教育家的眼光反复强调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不可割断的历史渊源，据理力争，终于使得湖南大学在1982年赢得了岳麓书院的接管权。